是的，張欣愛。“我14歲離開北京，19歲之前一直在香港做女工。當時最大的夢想就是上學，接受好的教育。”而在英國劍橋念書，左翼知識分子的氛圍激起了她的共產主義情結。那時候她最高的理想是要去世界銀行、IMF這樣的機構工作，幫助第三世界國家消除物質和精神貧困。如今，財富和基金會讓她重新實現夢想。

有意思的是，張欣當年的畢業論文是關于私有化。她推崇羅素，對于民主和自由有很多向往。但命運安排張欣成為世紀之交北京的一位房地產開發商，她開始反思安·蘭德夫人的客觀自由主義。“格林斯潘是她的追隨者，但最后也承認市場沒有能力管制自己。”

無論是潘石屹蓋公益廁所，還是李連杰讓災民按手印（保證捐贈效果），張欣說，“我覺得人最關鍵的還是要有一個靈性的光芒，能夠參與到人類的進步中來。”

這樣的話接近一名信徒--張欣就是一名信徒。2005年，張欣在劉索拉的影響下接觸到了巴哈依教。該教“人類一家”的教旨與儒家思想的“世界大同”相通，跟現代文明也并不矛盾。它直接影響了張欣近些年的狀態，“因為我現在有信仰，我覺得生活每一天、工作每一分鐘都是一種祈禱。”

張欣給我們現場傳教：“有道德的人總是致力于變革社會。對于我們每個人的精神品質發展而言，這個塵世，這個我們創造的社會，是必不可少的修行之地……”

在洪晃眼中，她認識十幾年的這位好朋友最大的變化是，“城府越來越好，就是她不著急了。張欣是一個越有錢就對別人越寬容、對社會責任感特別強的人。”

因此也就不難理解張欣既不覺得“花錢比賺錢還難”，也不追求慈善的職業化和專業化了。她甚至問我們：“什么叫非公募基金會呀？”她也不喜歡言必稱蓋茨基金會，“并不是說我們非得是一個清教徒才可以去做慈善。不用把它想得特別復雜，那反而設立了門檻，其實每個人都能服務，連我十歲的孩子每周都去做義工。”

張欣承認，自己的慈善事業還處于摸索和探討的階段，還是“嬰兒期”。“什么東西能打動你的心？這是一個標準。如果有一顆純潔的心，一定會有最好的結果。”

所以跟洪晃、俞渝等人的“姑奶奶俱樂部”也辦不下去了。張欣不喜歡清談，“這些有才華的人要行動起來，不能老是懷舊，一定要參與社會進步，這是最重要的，不然你的才華都變得沒有用處了。”

采訪快結束的時候，有個工作人員走過來，把女Boss的Prada包拿回辦公室。他不小心推了張欣的椅子，張欣一個趔趄，差點摔倒。她做了一個受驚嚇的表情，又回頭說謝謝。作為一個信徒，張欣的情緒已經很少再有起伏了。